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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谁让日本年轻人变得“低欲望”

2019-11-24 15:34:34 分类:保险知识    

  作者:(日)大前研一

  翻译:姜建强

  出版:上海译文出版社

  时间:2018年10月

  定价:48元

  针对用工短缺现状,大前研一首先祭出了“鲶鱼效应”。按照大前研一的设想,“日本劳动人口每年以40万-60万人的速度在减少,这些减少的人口若用移民作填补,10年间就可以接受400万-600万人的移民”。

  □禾刀

  《低谷望社会——“丧失大志时代”的新·国富论》是著名日本管理学家、“策略先生”大前研一的畅销名作。在本书中,大前研一针对日本当下的社会经济现状和特点,将其他发展成熟的国家尚未遇到的社会问题,概要性地归结为一个词“低欲望社会”:人口减少、超高龄化、失去上进心和欲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。探讨“低欲望社会出现的背景是什么,今后如何加以应对——对此加以论述,就是撰写本书的目的。”

  奋斗,堕入无欲无求的泥潭

  近年来,从“失去的10年”到“失去的20年”,日本走马灯似地换了多位首相,提振日本经济的“药方”也是竞相登场,但无一例外收效甚微。安倍晋三再度履新后,抛出了“安倍经济学”,其重要特点之一便是,“出台规模为28.1万亿日元的经济对策”,通过“大撒钱”方式,刺激社会经济复苏。

  大前研一显然并不看好此举,因为日本“失业率目前仅为3%(2016年7月止),几乎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”。事实上,“自凯恩斯以来,所谓乱撒钱的经济对策,一般是在失业率居高不下、不得不增加雇佣的情况下才采用的”。

  大前研一的观点很简单:就业率数据本来表现非常健康,加大社会投资,意味着原本就业基本饱和的用工形势将步入“劳动力紧缺”区间,也即我们常说的“用工荒”。为了应对用工缺口,用工单位只能争抢人头,而不可能在劳动力个人条件是否满足岗位需求方面严格把关,如此一来极可能变相助长不合格员工的惰性。针对这种“欠岗位能力”现象,用工单位要么加大培训成本,帮补短板,要么枯等工作质量打折,最终必然对发展质量产生深刻影响。

  其实,日本民间目前尚有1700万亿日元的个人金融资产。这些钱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用来投资,其效果也是惊人的,但日本国民普遍不愿消费。如日本一种住房贷款,虽然利率只有1%上下,但乏人问津。

  日本人的不愿消费,源自他们的“不安”。首先,在那些大批深受“失去的20年”影响的日本国民眼里,未来仍旧意味着极大的不确定性,因此尽管近年证券市场回报率比银行利息要高,但大多数人仍然乐意将钱存放在心理上自觉更加可靠的银行;其次是日本企业和国民税负普遍较高,真正用于自由支配的资金并不宽裕,这自然会抑制企业再投资和国民的消费热情;第三,日本是众所周知的老龄社会,养老负担极重,“2010年为2.6人抚养1人,到2030年将是1.7人抚养1人”。

  从社会上升路径角度看,日本年轻人的奋斗前路充满坎坷。大量超龄员工牢牢霸占着领导岗位,许多时候,超龄意味保守。对许多年轻人而言,如果上升无力,加薪无望,奋斗无异于纸上谈兵,口惠而实难至。一切存在即合理,当奋斗无法改变希望渺茫的根本局面时,得过且过的“低欲望”心理便会在年轻人中弥漫,至而成为社会性症候。

  镜鉴,北欧国家的样本意义

  北欧国家的高福利向来令人心驰神往。在大前研一看来,北欧国家的发展经历或许是日本发展的最好镜鉴。

  上世纪80年代前,源于过去百多年发展积累的大量财富,财大气粗的北欧国家如瑞典、丹麦等国家逐步进入了“从摇篮到墓地”、令人艳羡的高福利时代。高福利社会无一例外必须基于两大“后盾”,一是政府编织“大社会”,二是有雄厚的资金持续“输血”。俗话讲,坐吃山空,国库再如何充盈,也经不起长年累月的净输出,所以北欧国家建立了覆盖企业和个人的高税负制度。

  问题是,高税负政策不过是“头痛医头”。高税负短期内确可为社会福利提供资金池,但随着企业和个人自主支配资金捉襟见肘,“社会因此失去了活力”。如“1980年的瑞典,虽然成就了高福利社会,但换来的则是国民租税负担率提升近80%。经济方面从1991年开始,破纪录地连续三年呈现负增长”。

  春江水暖鸭先知。“由于法人税和所得税高得离谱,(瑞典)有能力的企业和富裕阶层都纷纷逃往海外”,如利乐集团、诺贝尔集团、宜家等跨国企业,以及一些知名人士均纷纷远走高飞。丹麦的境遇也大同小异。几乎与此同时,想成就一番大事的英国年轻人亦纷纷走出国门。

  痛定思痛,瑞典最终向曾为自己赢得无数荣耀的高福利政策开刀,祭出了一系列大刀阔斧式的改革。“据《经济学人》报道,瑞典把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,从1993年的67%降到了2013年的49%;个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降到了57%,一大堆财产税、赠与税、遗产税纷纷被废除”。税负松绑,经济终于回暖,一些出走的企业又渐次“归巢”,如宜家“在2013年又回到了瑞典。”

  北欧国家走过的这段弯路充分表明,“旱涝保收”“养懒人”的福利政策只会大大削弱社会的竞争意识,也是“低欲望”社会的温床。大前研一并非全然反对提高福利待遇,只是觉得过高的福利往往会掠走社会财富,削弱大众奋发向上的热情。

  比北欧社会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的是,日本是目前老龄社会现象最为严重的国家,人口增长乏力,劳动力供应不足,多重压力最终将会传导到年轻一代的身上。如果不能及时正视这些现象,从“低欲望”的源头寻找解决办法,粗暴地“大撒钱”不可能从根子上激发经济发展驱动力,更别谈让“低欲望”的年轻人变戏法转眼朝气蓬勃。

  药方,重新点燃奋斗的激情

  针对日本社会的“低欲望”现象,大前研一认为根本一点在于没有从社会弥漫的“低欲望”源头剖析问题,所以近年来的多种经济措施频频失效。

  针对用工短缺现状,大前研一首先祭出了“鲶鱼效应”。按照大前研一的设想,“日本劳动人口每年以40万-60万人的速度在减少,这些减少的人口若用移民作填补,10年间就可以接受400万-600万人的移民”。移民的引入,既可以迅速填补劳动力缺口,另一方面也会激活企业淘汰不合格员工机制,彻底改变“即使不打磨自己的工作技能、只要死赖公司就能有饭吃的环境”扭曲现状,从而倒逼年轻人的危机感。

  对于年轻人的“低欲望”心理,大前研一认为必须改革教育机制,强化国民积极向上的进取意识,“让学生从原有各学科的知识体系中,学习社会常识,包含动作举止或行为样式、价值观”。

  对于政府,大前研一认为当务之急要做三项工作:一是改革征税体系,简而言之就是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;二是盘活民间1700万亿日元的金融资产;三是改革弊病重重的国民养老体系,让养老金直接与个人的付出挂钩,让年轻人不再觉得自己是在替别人的生活买单。

  大前研一开出的“药方”虽然很丰富,用直白方式理解其实不外乎两个方面,即让上升的希望变得更加可期,让奋斗路径变得更加可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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